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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9月23日 20:50

【以史为鉴】回到36年前的特区,理解自贸区的未来

这一轮对外开放更需要的是制度药方。当年需要输液,如今需要造血。

时间:09-09 来源:

【亚太日报 杨涛】

“自贸试验区和改革开放初期设立的经济特区有哪些不同?”这是4月20日的国务院新闻发布会上,一位记者的疑问。

 

商务部部长助理王受文回答时提供了两个角度:

1、经济特区靠优惠政策,自贸区不是“政策洼地”;
2、经济特区仍采取逐案审批制,自贸区则事前开放,强调事中事后监管。

第二批自贸区的集体挂牌,让媒体又进入一轮自贸区解读的狂热氛围中。但角度繁多的解读还是没法让多数人明白几个基本问题:自贸区到底要搞什么?为了解决什么问题?跟我有什么关系?机会在哪里?……

自贸区在一些专业领域内做了很多工作,但对大众的信息交互界面并不友好。

局限在金融、贸易等专业领域内,即使在这些领域内部,也还有相当部分人一头雾水。除了因为专业词汇造成的理解障碍之外,更多需要时间给出答案。

 

站在现在看现在,如果看得眼花,不如站到过去看未来,或许有助于感知现实的位置。

镜头回放:什么都缺的“特区时代”

1979年4月,邓小平首次提出要开办“出口特区”;7月,中央下发文件,同意在深、珠、汕、厦四地试办出口特区。

1980年8月,深圳特区通过国家立法正式诞生。交通部直属招商局蛇口工业区先行一步,成为对外开放的第一个“试管”。

 

在那之前的一年,国务院副总理谷牧带团,去西欧五国考察。回国后,谷牧写了一个很长的报告,结论是:“我们现在达到的经济技术水平,同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比较,差距还很大,大体上落后二十年,从按人口平均的生产水平讲,差距就更大。我们一定要迎头赶上,改变这种落后状况。”

 

用直白的话说,就是外面比我们富,商品多且好、效率比咱高,技术明显牛,生活比咱好。

 

考察和讨论的成果促成了中央推行对外开放的决心。当年十一届三中全会作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实行改革开放,加速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的战略决策。

当时的中国,表面上缺钱,实际上缺的是可参与世界贸易的工商业体系,包括技术、管理、人才、产品。当我们今天很多人以“印钱”为解决问题的方案时,回到当初就能明白根本性的问题不是印钱就能解决,外来的资本是钱,但这些钱针对的是一个个携带生产力的项目。资本裹挟的是先进的技术(至少比国内先进)、管理理念、组织模式和商业规则。

陈云的说法:无农不稳,无工不兴,无商不活。当时的后两条存在严重的缺陷。制造和流通体系僵滞。因此开办经济特区针对的需求也在这里。

在外来投资尤其是前期的港资带动下,中国的各类资源逐步被盘活并有序运转起来。在改革开放初期和中期,基本上就是对香港资本开放工业投资和基建投资的过程。

 

这种内外部环境造就了“两头在外、大进大出”的模式。即外资注入生产力,销售着眼于出口。

过剩居多的“自贸区时代”

 

在今天回望,简洁明了地总结特区的路径:突破→复制→推广→普及化。

 

画圈式的特区试验,确立了后三十年的“中国模式”。如今的中国,已经全盘“特区化”。

 

但与当年特区开办之初不同的地方在于,当前的中国不缺钱,不缺货,产品已极大丰富,工业投资和基建投资都已趋于饱和甚至过剩。每年的水泥消费量达到全球的60%。在高速发展之后社会生产率提升空间已不大。资本也已过剩,尽管结构性紧缺。

对国际来说,当年的中国既是新的加工制造业低成本基地,又是一个可孕育成长的市场。但今天的中国在产业层面与国际的竞争与摩擦增多,竞争远甚于经济特区的年代。

以经济特区为先行标签的改革开放,在开放层面实质上针对的是工业和普通商业。当前开放的实质则是资本项。自贸区所开的口子,比当年的特区要大很多。尤其在资本自由流动上,风险防控不是一句空话,对一个一直以来习惯于事前审批的政府体制来说,的确将面临诸多不可测因素。

 

四个不同

 

今天的中国与36年前不同,自贸区与经济特区有何不同?2014年底,《中国经济周刊》对各路专家走访之后总结出经济特区与自贸区的四个不同,包括选择标准、使命、目标和着力点。在此借用之:

1、【选择标准不同】  

经济特区:对接港澳台,引进外资和技术;  
自贸区:南北呼应,重在自我转型和升级

2、【使命不同】  

经济特区:被动与国际接轨;  
自贸区:新常态下主动应对全球化竞争 
 
3、【目标不同】  

经济特区:对标港澳台的小经济体模式;  
自贸区:对标美日欧的大国经济体模式 
 
4、【着力点不同】  

 

“经济特区的诱饵是政策优惠,自贸区的诱饵则是消除政策壁垒” 

香港的视角:特区到自贸区的变化

 

以上经济特区与自贸区的对比偏宏观而欠具体,但其中有两点提到了“港澳台”。可见在经济特区推进过程中它们的重要性,其中以香港最具代表性。

 

 

在36年前经济特区的开放中,香港是最重要的外部发力点。她提供了最初的资金和产业。也其因文化和地缘迅速融入内地,尤其是广东。

在国务院新闻发布会上,广东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徐少华提到广东和港澳的“三个60%”:近年来广东和港澳的进出口额占了全省进出口总额的60%,来源于港澳的投资占了全省外商在广东投资总额的60%,还有广东的企业联合港澳企业“走出去”投资占了全省对外投资的60%以上。

以上数据中,香港占绝对主体。可见粤港联系之紧密。在特区开窗36年之后,双方的依附关系仍然紧密。其中最可体现紧密关系的是港澳对广东投资总额至今仍占外资额度的60%。

 

我们不妨站在香港的角度来对比特区时代与自贸区时代的不同。

1、香港与内地的实力对比变化

 

1979年,香港的富庶繁荣远超内地。直到1997年回归之时,香港的GDP仍相当于大陆GDP的1/6。但到2014年,香港的GDP滑落到大陆GDP的3.5%。与深圳单个城市对比也已差距不大。

尽管单看GDP不能评价一个区域的实力。但至少可以说,大陆与香港两地的实力对比已较经济特区开放时“反转”。单从投资量带动的效应上看,大陆对香港的需求已不强,香港的溢出效应也不可与当年同日而语。

 

2、香港自身所处阶段不同

 

1979年的香港,正处于二次转型的节点。可以说与国内的特区开放相辅相成。一边将制造业循序渐进地转移到内地尤其是广东;同时腾出手来,在香港本土实现了从制造业为主向服务业为主的经济转型。到80年代末期,服务业在GDP占比中超过80%。

如今的香港,仍沿袭着上一轮转型之后的红利,并无本质变化。中药港、数码港等产业类规划最终都拜服在地产业的脚下。

无论是货物转口还是资金通道。在改革初期香港制造业转移内地之后,可明确地预期下一步可承接的产业和走向。而今天,香港对这一地位的依附性并未减弱,却还未找到下一个阶段的风口。香港本土的服务业是以大陆为基础的,但实体产业则近乎“空心化”。可以说香港还未找到下一个风口。

 

3、内地能给香港什么?

 

在特区时代,内地能给香港企业廉价的土地、人工、资源、优惠等条件,让内迁后的香港企业在全球经济中有了更强竞争力。而且由于特区设立的重要出发点是出口,香港作为内外衔接的自由港,在大陆出口的服务环节进一步拓展了优势。既保障了走出的港企,也给了香港本土以生存空间。

现在的自贸区,能通过放宽准入给香港企业以更多可投资空间,但香港本土难以明确获利,而港府要在一定程度上兼顾民意。不过即使没有自贸区,香港本土经济也是前景难料。

 

4、大陆需要香港的什么?

 

经济特区设立的改革开放初期(1980年),中国GDP占全世界1.72%,进出口总额占全球贸易的0.93%。在世界经济体系中分量尚轻。当年的特区和中国大陆,物资匮乏,从生产到流通都没有舒展开。急需外来资本盘活。

当下的中国是世界第一贸易大国和第二大经济体。经济也进入“新常态”。在生产方面,产品已极大丰富,多数行业产能过剩。需要的是具备国际专业水准的服务业企业和人才。这是香港现在最有价值的东西。

 

不再需要简单的资本堆积 需要适配“新常态”的政府机制

 

从大陆与香港的对比变化可以更明了地认清,当下中国需要的不再是能生产的资本,因为已不具备当初的内外部条件。当然,我们更不需要漂在实体之外的炒作资本。这方面香港也提供了一面镜子。

可以说短期内中国最紧缺的不是资本和技术,因为钱已不缺,而技术的升级并非朝夕之功,也不是现有的自贸区各类政策或外来资本能快速改变的。那么自贸区着眼的重心就是政府的转型。也即中国经济仍要按经济规律往前走,不能慢也不可急,但急需建立的是能适配“新常态”的政府机制。

 

这套好的政府机制,除了借鉴现有的国际规则之外,还希望由新规则下资本、人才与政府的互动磨合来促成。

 

为什么我们这么强调香港的视角?因为中国推进自贸区战略首先要参与和熟悉规则,之后才能考虑引领和建立规则。然而当前形势下留给我们从容参与和熟悉的时间窗口不会太长,因而紧迫且关键。

而香港在国际化理念、规则和服务业向内地转接上,迄今仍是最高效可利用的支点。如能善用,可事半功倍。但必须正视眼前的难题和挑战,并重视香港本土的需求和语境。

 

尤其对广东自贸区来说,服务业若真进入承接趋势,对香港本土的后续发展空间最好能有互相支撑的预案。这事儿,是经济,也是政治。

 

所以,回到本质吧  这一轮对外开放更需要的是制度药方。当年需要输液,如今需要造血。

 

 

 

编辑:杨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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